内容提要：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二卷本《孔子家语》其实系明代何孟春整理本，并非宋本系统。何孟春未见宋本王肃注《家语》，只是在元王广谋“节略”本的基础上进行整理，故何本其实仍是残本，即使是何氏之“补缀”亦多出胸臆，尤其以他书所见妄补《家语》更显草率。现今在宋本《家语》并不鲜见的情况下，《家语》研究断断不能再以何孟春本为据。

关 键 词：孔子家语  复旦藏本  何孟春本  王广谋本  

晚近以来，由于出土文献陆续发现，向称“伪书”的《孔子家语》重获重视，研究渐夥。但由于长期顶着“伪书”的帽子，该书乏人关注，善本亦稀见。笔者致力于《家语》一书研究有年，对此书之版本流变亦稍留意[2]。最近，复旦大学图书馆委托杭州富阳华宝斋古籍书社仿真影印该馆所藏齐召南批校清康熙间《孔子家语》刻本二卷。近日于友人处得见此影印本，但一见之下，甚为失望：此本虽早至清康熙间，但却并非宋本系统，实是袭自明何孟春之八卷本，而何本又系自元王广谋之“节略”本改编而来。何氏由于未见宋本，每每以他书之孔子言论补王广谋本之缺略，其实迹近闭门造车。该书“影印说明”亦言及晚近由于多宗出土文献发现而致《孔子家语》一书的价值重估，并指“此书对于研究孔子及其弟子传人之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且指此本“足称佳本”。但今天研究《孔子家语》一书，学者多据承明而来的各种“宋本”（并不稀见），而不应该再据何孟春本。今就管见所及，略述此本之性质及渊源所自，尚祈方家正之。

此本系白文无注本，单黑鱼尾，四周单栏，每半页九行，满行二十字。卷首题“六十七代孙毓圻编正，弟毓埏  男传铎、传鋕同校订”，后附齐召南、诸开泉跋文。孔毓圻系孔子六十七世孙，康熙六年（1667年）袭封衍圣公。该本虽题孔毓圻编正，其实几乎全袭何孟春本，孔氏不过是将何本的注删去，以及把原来的八卷重新分成上下两卷罢了，这就是其“编正”的实质。关于该本的性质，齐召南在跋文中称此本是天一阁所藏之吴本[3]，诸开泉也说：“得齐次风先生订正吴本《家语》一书”，他们所称的“吴本”情况未明，或即《家语》版本学史上的吴勉学本或吴嘉谟《孔圣家语图》本[4]：此二本其实都是源自仿宋刻本，内容也颇为有据。笔者曾经考证：毛晋之前“宋本”流传的链条并未断裂，只是传本极稀罢了[5]。四库馆臣为抬高汲古阁本，认为在毛晋获宋蜀大字本之前，明人无见宋本者，是不符合事实的[6]。另外，无论是吴勉学本或吴嘉谟《孔圣家语图》本，它们相对于毛晋汲古阁本，虽是别一宋本系统，但内容上也是比较完整的。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此二卷本，由于袭自何孟春本，而何氏又是据元王广谋之“节略”本进行整理，因此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内容上较之“宋本”系统大为“节略”，其实并非全本。所以我们看到齐召南之“批校”，其实大部分的工作是在“增补”：依所谓“吴本”把该本之缺略补足。既然这样，此本就不会是“吴本”，故齐、诸二氏的看法是有问题的。齐召南之批注每于各篇篇名之下，注明“吴本”此篇多少条，而“此本”“妄删”为多少条云云，如果此本确属“吴本”系统，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妄删”呢？我们据此也可知道，齐氏对《家语》之版本流传特别是王广谋、何孟春本的版本特质也是不明了的。大概齐氏把孔毓圻的“编正”理解为对旧有“吴本”的删节了，而没有认识到这根本就不是“吴本”，实乃经由何孟春整理的本子。清修四库，天一阁后人虽多有献书，但四库之《家语》版本却用的是毛晋汲古阁本，正说明天一阁虽素以收藏宏富著称，但于《家语》一书，其实并无佳刻。

该本源自何孟春本的一个明显证据是其篇次安排。此本篇次与今传宋本最大的不同是第三十八篇至四十四篇的篇次排列。今传宋本的次序为：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本姓解第三十九、终记解第四十、正论解第四十一、曲礼子贡问第四十二、子夏问第四十三、公西赤问第四十四[7]。而此本次序为：正论解第三十八、子贡问第三十九、子夏问第四十、公西赤问第四十（一）[8]、本始解第四十二、终记解第四十三、七十二弟子解第四十四。对《家语》一书版本流传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此本这种篇次安排是有所承的，那就是它始自明代何孟春的八卷本《孔子家语注》[9]，何氏此本《四库存目丛书》有收录，第三十八篇以下次序与此本悉合。何孟春未及见宋本《家语》，只及见元王广谋之“节略”本“《家语》句解”，出于对王广谋本的不满意，因此对王本重加校注、整理，篇次上也进行了调整，但由于未见宋本，何氏的很多整理实自出胸臆，了无凭据，三十八篇以下之次序安排即属此类，无非是要在最后几篇凸显孔子氏姓之所从出、终没以及从学弟子谱这样的次序（他以为王广谋本连篇目次序都不可信）。有趣的是，何本的这种篇次安排，后来甚至影响到了一些仿宋刻本，如毛晋所称“包山陆氏本”、吴嘉谟的《孔圣家语图》本及葛鼐本[10]，篇次安排竟然一同何本，真是咄咄怪事！毛晋批评“包山陆氏本”“病在倒颠” [11]，即指这种篇次上非常另类的安排，毛氏其实没有认识到这种“倒颠”的篇序并非始自“包山陆氏本”，而是源自何孟春的。

既然我们一再说何孟春本是据王广谋之“节略”本整理而来，所以有必要先把王广谋本的情况做个简单介绍。王广谋其人事迹不详，但其注《家语》自元代中期以来却多次刊行。尤其是明初以来，由于宋本王肃注《家语》十卷流传极稀，学者甚至以为王肃注《家语》十卷世间已无存，转而把王广谋本当成今本。公、私目录书及时人著作对它都屡屡提到。如明彭大翼《山堂肆考》云：“《孔子家語》总目：自《相魯》至《公西赤》，共四十四篇，猷堂王广谋句解”。《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九，录“《标题句解孔子家語》一函三冊”，《千顷堂书目》：“王广谋《孔子家語句解》四卷，字景猷，延祐三年（1316年，笔者按）刋”。《经义考》载：“王氏（广谋）家语句解三卷，存，馬思贊曰：其书有延祐丁巳（1317）刊本”；《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书名索引》：“（新刊标题）孔子家语句解六卷，素王记事一卷，元王广谋撰，元泰定二年（1325）崇文书塾刊本，藏中央图书馆。”[12]《贩书偶记（附续编）》[13]：“《新编孔子家语章句十卷》——魏王肃注。元刘祥卿刊。首有原序。次目录，卷一首页第二行题‘并依王肃注义详为注解’等字。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十九字不等。小字双行。两截楼版式。上列评语音义。版心上下黑口。惟原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一字。至书中有两处半页九行者，较覆宋刊本颇多不同。……其编次较他本殊异，如此书在卷五，他本在卷六。……卷五之尾刊有‘清泉刘祥卿家丁未春新刊行’十二字木记。……”[14]从这里来看，王广谋的这个本子流传是很广泛的，甚至在卷册、书名上产生了略有不同的很多版本[15]。从《贩书偶记》所记看，既云“并依王肃注义详为句解”，则说明王广谋注本其实亦源出王肃注本，因此从横向上说，它并非独立于王肃注本之外的其他传本。台湾金镐先生曾详考《家语》版本之源流，一则认为“魏晋以来，所流传下来的本子，都是王肃注本”，但又感于元王广谋本每与王肃注不同，且元明以来王广谋本大为流行，遂将王广谋本视为横向上与王肃注本并列的别一系统：前后是矛盾的[16]。其实王广谋本不过系王肃注本之衍生，并不具有与王肃注本横向并峙的版本学特质。

但王广谋本流传虽广，但相对于“宋本”系统，它却并非“全本”，实乃“节略”本[17]。何孟春所谓“有所删除而致然也”，王鏊亦指“近世妄庸所删削”[18]。王广谋“节略”旧本的方式，一是各篇每每只是拣选数章而成，其它尽行舍弃，其最巨者，如《正论解》宋本共二十七章，而王本只存五章，可见删削之甚。何本、复旦藏本此篇一同王本，这样齐召南增补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故而他说：“今皆补之，上方不能尽者，乃列于旁。”另一种方式是，即便为王本所保留之章，也经常是“缺斤短两”，同样是不完整的。如《始诛》篇“孔子为大司寇，有父子讼者”章，王广谋本至“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止，而宋本此下尚有“夫三尺之限，……虽有刑法，民能勿逾乎”四十余字。再如《致思》篇首“孔子北游于农山”章，子路答孔子之问，王本少“白羽若月，赤羽若日”，子贡答孔子之问，王本少“尘埃相接”，另外，二子答孔子之问后宋本都有“使二子者从我焉”而王本皆无。又，颜回答孔子问部分，王本缺“颜回对曰：‘文武之事，则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虽然，各言尔志也，小子言之。’” 再如，同篇“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章，王本只存该章后半“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罪，一动而天下正，其事成矣。王者致其道而万民皆治，天下顺之。”王本不但将此章前半尽行删去，即后半亦不完整：宋本于“其事成矣”后尚有“春秋致其时而万物皆及”，“天下顺之”前后还分别有“周公载己行化”及“其诚至矣”两句。如此之类，相对于宋本，王本之“节略”简直可以说是支离破碎。

何本既然是在王广谋本之基础上进行整理，其源出王本之证据可以说比比皆是，这尤其可从各篇之内容构成上可以看出。如宋本《五仪解》共六章，但王本只有论“五仪”的第一章以及哀公问“国小而能守，大则攻”章，何本也是只有这两章。复旦藏本既袭自何本，于此全同何本，故齐召南说：“此篇吴本共六条，此妄删改为二条”。《致思》篇共二十章[19]，而王本只有六章，何本、复旦藏本同样也是只有六章。《三恕》篇共十一章，王本存四章，何本、复旦藏本也是四章。《辨物》篇共十章，王本存二章，何本、复旦藏本也是二章，而且它们都是不约而同地以郯子朝鲁章起始。当然，如果细加比较王广谋本与何孟春本、复旦藏本的话，也能发现它们也有不尽一致的地方。不过，这并不能成为何孟春本、复旦藏本承自王广谋本的反证，这些不尽一致的地方恰恰是何孟春由于感到王广谋之缺略而进行整理的结果。关于这种“整理”的方式，何氏曾明确说：“春谨即他书而明著《家语》云云而今本缺略者以补缀之，今本不少概见，则不知旧本为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为八卷，他书所记，事同语异者，笺其下而一二愚得附焉，其不敢以入者，仍别录之，并春秋、战国、秦汉间文字载有孔子语者录为《家语外集》存之私塾，以俟博雅君子。或得肃旧本而是正焉，是岂独春之幸哉？”[20] 观何氏所说，其整理的方式主要是利用他书所引《家语》以补缀王广谋本，另外对于他书所引《家语》但篇目归属不明者，他“不敢以入焉”，似取谨慎态度。尤其应该提到的是，由于《家语》一书在内容上与先秦、两汉很多古书互见重出，在是否可以用他书所见来补缀《家语》的问题上，何氏似乎亦较谨慎，只是“笺其下而一二愚得附焉”，并且把这类互见重出内容录为《家语外集》[21]。但笔者读何本的体会是，尽管何氏对于他书所见与《家语》类似内容有一定谨慎，但很多地方何氏却贸然以他书所见参补王本，这是何本最大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何氏用他书所引《家语》补缀王本的例子。今《家语·致思》篇首“孔子北游农山”章，王本于孔子之叹缺“致思”句：“于斯致思，无所不至矣” [22]，没有此句，该篇的篇名就成问题了。何孟春即察觉到此中问题：“按致思字乃此篇首名，何可失去？故从《艺文类聚》增入”[23]，此处何氏之分析以及据《艺文类聚》以补王本之缺略，确实很有眼光。但何本此处尚多出“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两句，而今本《家语》及《艺文类聚》所引无此二句，何氏实是据《说苑·指武》妄增。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此处与何本正同。如果说上面据《艺文类聚》所引以恢复《家语》原貌的话，此处则是据他书妄改《家语》，且何氏于笺注中并未道明，有失严谨。此处之妄改可能仅涉细微，他处之巨则比比皆是。

《始诛》篇“孔子为鲁大司寇，有父子讼者”章，王本略去章末“夫三尺之限，空车不能登者，……今世俗之陵迟久矣，虽有刑法，民能勿逾乎？”一段。此章又见于《荀子·宥坐》、《韩诗外传》卷三、《说苑·政理》篇。王广谋本虽删章末一段，但前面依然是王肃注本原貌，但我们看何孟春注本此章却是将王本尽弃不用，转而全录《荀子·宥坐》篇文字，甚至还将“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子曰：伊稽首不其有来乎？”部分录入，而此部分与前述“父子讼者”章是无关的[24]，可见鲁莽。复旦藏本此章亦全与何本同。《荀子·宥坐》此章相比《家语》颇多引《诗》，如“尹氏大师，……四方是维”、“周道如砥，……潸然出涕”，但今宋本《家语》无之。何孟春本及复旦藏本于此全与《荀子》同，齐召南之批校于此多云“吴本无此”云云，全不察此本根本就不是正本《家语》，实系何孟春之录自《荀子》也。从此例可以看出，在未见宋本的情况下，何氏恢复旧本的努力其实与前人集孔子语相类，盲目又不乏危险性。

《致思》篇“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章，王本掐头去尾，只取中间：“孔子曰：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罪，一动而天下正，其事成矣，王者致其道而万民皆治[25]”。何本此章虽较王本大为详备，也不过是据《说苑·君道》将其补充，明显的例证是章首何本作“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正与《说苑》同，而今本《家语》径简化作“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复旦藏本此章亦与何本同。在对王本的整理和校勘上，分不清《家语》本书与他书，是何氏最大问题。另外，何氏还有擅将他书中与《家语》无关之内容直接补入《家语》的。比如何本（复旦藏本亦同）将《左传》孟僖子临终托孤一章补入《本姓解》篇[26]，就属想当然。齐召南云：“此篇吴本共二条，此妄窜《左传》一条于内共三条。”而王广谋本无此章，何氏之所以将《左传》一条补入，无非是感到孟僖子所讲孔子先世有德之隆与本篇内容接近。其实，本篇两章，前章侧重讲孔子氏姓之所出，及孔子本人身世；后章侧重讲孔子有德之隆。孟僖子临终托孤一条，内容上其实与两章都嫌重复。

当然，从何氏纂辑《家语外集》一事看，对于他书与《家语》互见之类似内容，很多时候他也不能确定相关部分是否该据他本补入《家语》，应该说还是比较谨慎的。比如今《家语·儒行》篇，王广谋本、何本、复旦藏本该篇讲“儒行”共七条（齐召南说六条，误）。何本虽承自王广谋本，但个别地方又较王本为详，比如王本将儒者之举贤之行简略为“推贤达能不望其报，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但何本作“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何氏对王本的补充显然根据的是《礼记·儒行》[27]。虽然何氏此处一如上文所举率尔据他书（《礼记》）增补《家语》失之鲁莽，但今宋本《家语》此篇讲“儒行”共计十六条，王广谋本略为七条，何本承之，但于注中每每说依《礼记》还当有何云云，并未率尔增补，这还算谨慎。

不过，何本有些地方对没有径行增补的原因解释，却不能让人信服。同样是《儒行》篇，王广谋本无“儒有上不臣天子”以下，何本承之，复旦藏本亦同。何氏为什么不据《礼记》增补呢？何氏据程子说以为“儒有上不臣天子”以下部分非孔子之言，故而不录。也就是说，在何氏看来，王本无“儒有上不臣天子”以下反而应该是《家语》本子的原貌，《礼记》“多出”的内容则是后人附益的。以今传宋本证之，何氏此说实出臆测。依何氏所说，王广谋本的旧有内容都是“孔子之言”。这种认识存在两大问题：其一，即便是今宋本《家语》中的内容，我们也不能说都是“孔子之言”。晚近虽有出土文献证明今本《家语》部分内容颇有来历，但率尔指该书所记都是“孔子之言”，无疑是信古过勇[28]。其二，何氏认为广谋本此处就是《家语》本子的原貌，这不但将广谋本混同真宋本，甚至还有以广谋本当自汉相传之本的倾向，这种对《家语》流传及传本的认识也是极端错误的。而何氏对王广谋本《大婚解》篇的评论，也恰印证了笔者的这一判断。

今本《家语·大婚解》篇又见于《礼记·哀公问》、《大戴礼记·哀公问孔子》，《家语》以“大婚”为篇名，其实篇内并非都讲“大婚”。王本“节略”，讲“大婚”的部分都没讲全，何本把它讲全，但舍弃了与“大婚”无关的部分（复旦藏本与何本全同）。这是纯以文意决篇内各章之组合，其实《家语》之篇名本系后来所拟，并不见得都合适。有意思的是，何氏是这样解释自己如此处理之理由的：“已上并见《记·哀公问》篇，此下公曰‘敢问何为敬身’云云，而此无之。孔衍所谓近世小儒以曲礼不足而取《孔子家语》以裨益之，今见其已在《礼记》，便除《家语》之本篇，是灭其源而存其末者也”[29]。何氏引孔衍之说见今《家语·后序》。何氏没有率而以他书所见增补王本，那就是认为王本此处恰保留了原本之真：《家语》无而他书有，是戴圣等所谓“小儒”从《家语》将其掠去的。何氏此论同样是将王本混同真宋本，而且以王本就是自汉所传的真貌。何氏将王广谋本混同宋本，非此一处。如他说：“史记传颜何字冉，索隐曰家语字称，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弟子姓氏，以颜何不载于《家语》。《论语》仲弓问子桑伯子，朱子注伯子不衣冠而处，张存中取《说苑》中语为证，颜何暨伯子事，广谋本所无者，盖金张二人所见已是今本”。何氏以颜何、伯子事证金履祥、张存中所见已与广谋本同。其实这两点都有问题。颜何不见于今传宋本，宋本既已佚失，金氏如何得见？故“颜何”之缺漏，是很早的事情，并非王广谋本（何氏所谓“今本”）“删节”的结果，我们不能由此说金氏所见也是王广谋这样的“删节”本。另外，《论语·雍也》之子桑伯子，朱子注云：“《家语》记伯子不衣冠而处”，但前人早有明辨，此处是朱子误记，伯子不衣冠而处事当出《说苑》[30]。此处朱子所引“家语”既属子虚，则何氏所谓朱子所见同王广谋本之说亦无需置辨矣。实际上，对于王广谋本的性质及《家语》流传之认识，何氏的看法前后是存在矛盾的。比如他说：“今世相传《家语》，殆非肃本，非师古所谓今之所有者……今本而不同于唐，未必非广谋之妄庸，有所删除而致然也。”何氏认为他所见的王本“非肃本”、“非师古所谓今之所有者”（我们权且可称“唐本”），推测可能系王广谋之辈“节略”的结果，这还是非常准确的。但王广谋系元人，我们如何能说朱子及宋末元初的金氏所见已是王广谋本的模样？另外，既然王广谋本“非肃本”、“非师古所谓今之所有者”，当然就更不可能是自汉相传的原貌，我们如何能据孔衍奏文就贸然把《家语》无而他书有的现象解释为他书劫掠了《家语》？如果我们相信何氏的推测，那么王广谋本由于系“节略”，这样广谋本《家语》无而他书有的现象简直多得不知凡几，然则此类现象都可以用他书劫掠《家语》来解释乎？

何本对王广谋本还有更大胆的调整，那就是在篇与篇之间进行章次挪移。比如何本将王本原属《子路初见》篇的“孔子相鲁，齐人患其将霸”章移入《始诛》篇，即是一例。复旦藏本此处亦与何本同。齐召南云：“吴本共二条，此妄将《子路初见解》第七条‘孔子相鲁’竄入作三条，可恶”。由于未见宋本，何氏不知道王广谋之“节略”其实只是对各篇内章次进行拣选和删节，并不涉及各篇之间的章次挪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王本虽属“节略”，但也是来源有据的，亦当是承自宋本系统。王本之“节略”可能纯系出于便于阅读的普及化需要，而何氏则不同，由于认为王本存在节略、割裂的毛病，他试图恢复旧本原貌，其原则无非是从所谓“合理性”角度考虑。比如《始诛》篇首章“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而《子路初见》篇的“孔子相鲁，齐人患其将霸”章，亦言相鲁事，遂归并于此。但实际上从古书形成角度说，篇内各章之构成自然不乏“同类归并”这样的“合理化”考量，但我们也要承认有很多章的安排更多是源于习惯[31]。

    由上可见，明何孟春《家语》注本一方面承自元王广谋本，但另一方面何氏对王本也有不同程度的“补缀”。前者导致何本虽有所补充，但实际仍是残本，并非完帙。所以郎瑛《七修类稿》说“惜非全书”，黄鲁曾也说：“近何氏孟春所注，则卷虽盈于前本，而文多不齐”[32]。而何氏对王本的“补缀”，虽间有偶中，但由于未见宋本，且对《家语》一书性质及流传存在误解，致使何氏的整理工作实多出胸臆，尤其以他书所见妄补王本更显鲁莽。所以四库馆臣评价说：“其考订补缀不为无功，而由未见肃注，故臆测亦所不免。……至近本所校补孟春阙误凡数百条，皆引据精确，则孟春是注之舛漏抑可知矣”[33]，毛晋也说：“即何氏所注，亦是暗中摸索，疵病甚多，未必贤于王陆二家也”。正因为此，何氏注本最后止列《存目》，可谓良有所以。实际上，何氏对自己工作的性质也有所觉悟，其自称：“而愚重为之注，不亦广谋之比乎”。但我们上面即已提到，王广谋本虽系“节略”，但毕竟是在“宋本”基础上之“节略”，而何孟春本则是另起炉灶，重加编定，因此从版本学意义上说甚至还不如王广谋本。由于存在不少据他书增补本书的地方，何本甚至很难说还是“家语”一书。复旦大学藏本全同何本，且尽删何注，匿其“身世”，复题“编正”，有掠美之嫌。现今在宋本《家语》多行于世的情况下，何孟春注本其实只具有辑佚、校勘学上的鉴诫意义，从事《孔子家语》研究是断断不能以此为据的[34]。当初毛晋既得宋蜀大字本后曾说：“凡架上王氏、陆氏本（即王广谋本、陆治本，笔者按）俱可覆诸酱缻矣”，比观何孟春本及袭自何本的复旦藏本，不亦同感乎？

（此文原刊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1期）

----------------------------------------------------------------------------

[1]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孔子家语》新证（08CZS022）”、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孔子家语》研究”及上海大学文科211项目专项经费资助，谨致谢忱。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张长虹先生对本文写作亦多所襄助，一并致谢。

[2] 参见拙文《今传宋本〈孔子家语〉源流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4期。

[3]齐氏跋文称：“天一阁者，范氏之书舍也，其中金简玉轴，皆仍丰氏之所遗，而复增之。……然阅其书而无所得，不依然故我乎？因于行箧中检家语一书，皆其所贮之吴本，纂辑订正，以成完璧。……”

[4] 今上海图书馆藏有明万历间吴勉学校刻本《孔子家语》十卷，及同样是万历间刻本的吴嘉谟《孔圣家语图》十一卷。

[5] 详参拙文《今传宋本〈孔子家语〉源流考略》。

[6] 参见《四库总目提要·孔子家语注八卷》。

[7] 本文《家语》版本以四库全书所收汲古阁本为据。

[8] “一”字漏掉，当据补。

[9] 台湾金镐先生已指出此点，详参金氏《〈孔子家语〉版本源流考略》，《故宫学术季刊》（台湾）第二十卷第二期（2002年）。

[10] 清姜兆锡曾撰《家语正义》，其篇次即据葛鼐本，而葛本篇次与何本正同，四库馆臣批评说：“兆锡乃从葛鼐之本窜乱旧次，殊为勇于变古”（《四库总目提要·家语正义十卷》）。

[11] 参见四库全书本《孔子家语》后所附毛晋跋文。下引毛说，除非特别注明，均见此文。

[12] 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1971年编，第214页。

[13] 孙殿起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4] 今国家图书馆藏有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清泉刘祥卿家刻本（现已影印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各项版本特征与《贩书偶记》基本一致，唯题名略有差异。

[15] 台湾金镐先生对王广谋“句解”本之不同版本搜罗颇全，详参金氏《〈孔子家语〉版本源流考略》。

[16]参前揭金氏文。

[17]明末陈际泰曾撰《孔子家语宪》四卷（参《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三辑，第2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观其所本，实亦是王广谋之“节略”本，非全本《家语》，而陈氏于此似无察。

[18] 参王鏊《震泽长语》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 同文书局本漏掉楚王渡江得萍实一章。

[20]参见四库全书本《孔子家语》后所附何孟春跋文。下引何说，除非特别注明，均见此文。

[21] 郎瑛《七修类稿》也提到：“何又作《家语外集》，藏之未刻，其故何序辩之详矣”，如郎氏所说，此书并未刊刻，不知所终。

[22] 今同文书局本篇名作“观思”，文中作“于思致斯”，误。

[23] 参见何孟春《孔子家语注》，《四库存目丛书·子部·儒家类》第一册，第16页。

[24] 卢文弨云：“旧本连上文，今案当分段”，参王先谦《荀子集释》，中华书局1988年，第524页。

[25] 前面缺“春秋致其时而万物皆及”一句。

[26] 篇名王本同，何本作“本始解”。

[27]今《家语》作：“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程功积事不求厚禄，推贤达能不望其报。君得其志，民赖其德。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28]何氏推尊《家语》，观其跋文可知。在当今学术界，这种由盲目推尊《家语》所导致的对《家语》一书性质特别是史料学价值的过高估计也是存在的。

[29]参见何孟春《孔子家语注》，《四库存目丛书·子部·儒家类》第1册，第11页。

[30]元詹道传《四书纂笺》云：“《家语》无此文，《集注》误也。……考此条事出《说苑》，并非《家语》。……盖当时考据之风气未开，往往不及细检原书。”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364页。程树德还专门提到：“《四书释地三续》有‘《集注》援引多误’一条，列举凡数十事，而此条尚不在内，亦可见错误之多。朱子博极群书，犹不能免，甚矣著书之难也。”

[31] 参见拙文《古书章次问题浅说——古书成书问题系列研究之一》，《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

[32] 参见四库丛刊本《孔子家语》后所附黄氏之跋。

[33] 齐召南讥此本为“村学之渺无知识”，隐有对孔氏后人的批评之意，没有认识到其本出何孟春。当然，孔氏后人把何孟春注本当成《家语》真本，识见上确实不高明。

[34] 前人对何本曾有较高评价，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日人冈白马勺说：“（何本）视之吴氏（即吴嘉谟本，笔者按），诚为巨擘焉”（参前揭金镐文），其实吴本系源自仿宋刻本，犹是完帙，洵非何本可比。卢文弨说：“吾恶知何公所据本非古邪？”（《重刻何注孔子家语序》，《抱经堂文集》卷六，中华书局1990年，第77页），隐有推尊之意，其实何本所据乃元王广谋本，何古之有？

《学灯》第二十二期